但是對于00后、10后這些“數字原住民”來說，網絡和手機絕不等同于游戲。

　　“我在《我的世界》里重建了一個故宮，”來自成都的初二年級男孩邱晨說，他跟一群“同伴”共同完成了這個宏大的工程，邱晨的工作是負責外圍城墻的建造，在這個過程中了解了什么是斗拱、什么是榫卯。

　　“我在手機上查各種資料、用手機聽歌、用手機記錄自己的感受，即使是玩游戲我們經常和世界各地的人聯網打，不知不覺就練了英語。”北京的初一女生王瑤說。

　　“他們一出生就面對著一個無所不在網絡世界，數字化生存是他們從小就開始的生存方式。”張海波說，他們在網絡上娛樂、在網絡上交往、在網絡上學習，還在網絡上表達自己。

　　對孩子們來說，“虛擬的世界其實也是一個完整的世界”。

　　但是，家長們對此有著深深的誤解。

　　“我一拿手機他們就認為我在玩游戲，這讓我非常憤懣，有時候就要吵上幾句。”邱晨說，為了不讓他玩游戲，父母把他的課外時間幾乎都占上了，周一到周五中有4天的晚上都要上課外班，“即使這樣他們仍然不滿意，好不容易上完了所有的課、寫完了所有的作業，我剛拿出手機放松一下，我爸就說‘你怎么一有時間就玩游戲呀，去做幾篇閱讀理解去’。”

　　家長的這種誤解不僅造成了和孩子之間的矛盾，同時也讓孩子們遠離父母。

　　“我媽給我規定了上網時間，每天做完作業可以上網5~10分鐘，其實這點時間什么也干不了，連看新聞都看不完。我干脆不當著她的面上網。”王瑤說，每次10分鐘到了媽媽讓停止她就停止，但是等家里人都睡下之后，她還會偷偷爬起來上網。

　　有些孩子走得更遠。

　　不玩游戲的初一男孩光亮說，班里面玩游戲的同學下課總是聚在一起，玩得好的同學就被其他同學稱為“大師”，“大師”們經常被同學請教，于是他們就把自己玩游戲的成功經驗寫下來，做成攻略，然后抄在一張張紙上，賣給同學。

　　當孩子有意遠離家長時，家長對孩子的影響就微乎其微了。光亮說班上有同學為了買游戲裝備經常向同學借錢。

　　互聯網雙刃劍的劍柄要掌握在家長手中

　　就在這種“貓捉老鼠式”的互動中，孩子們把家長甩在了后面。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兒童數字化成長有三個顯著的關鍵年齡，5歲、10歲和14歲。”張海波說，他們從一個互聯網的“小玩家”變成了“小用戶”，最終成長為一個能很好利用網絡的“小創客”。

　　而在14歲這個年齡段上，孩子們在互聯網世界超越了父母，成為比父母懂得多的人。

　　一位多年關注兒童媒介素養的專家舉了一個例子：成年人因為以往學習習慣的固化使他們在網絡的使用上遭遇了瓶頸，比如同樣是學習制作PPT，成年人的學習方式可能是找一本教材，而小孩子很可能在第一次做PPT的時候把頁面上的每一個“菜單”都拉下來試著使用一下，“這樣做完了第一次PPT之后，他們就幾乎完全掌握了要領，而成人則很可能要經過很多次才能學會。”

　　成年人也感到了這種差距，“我們的調查顯示，63%的14歲兒童的爸媽承認孩子懂得比自己更多。”張海波說。

　　互聯網的“后喻時代”就在眼前。成年人的內心感到了恐慌。

　　“對于網絡我確實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王瑤的媽媽狄女士說，但是，要跟上孩子們也真的不容易，“有時候孩子說出的話我都不懂，更別說搞懂網上那些內容”。

　　不少家長選擇逃避，孩子和家長之間的數字鴻溝日益明顯。

　　其實，每一代親子間都存在代溝，填平這個鴻溝的關鍵人物是父母。

　　“與其把網絡這把雙刃劍交給孩子，不如把劍柄抓在家長自己手里。”一位一直從事青少年教育的專家說，因為家長越是遠離網絡，我們的孩子就越有可能被網絡上那些負面的東西綁架。

　　“家長要和孩子一起學習。”張海波說，把“反喻時代”變為“共喻時代”，家長要跟上科技發展的最新腳步，及時理解潮流文化。

　　當然，這也不是一個家庭能解決的。“一方面國家應該凈化網絡空間，有良心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也要為兒童的成長提供技術上的幫助。”孫宏艷說，另外，學校也要進行相關的媒介素養教育，要把學校的信息技術課改為媒介素養課，現在的孩子在操作層面的技術比成人要走得更靠前，但是面對信息時的自我保護和鑒別能力還亟待加強，學校應該承擔起這個教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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