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記憶方法的掌握，記憶能力的培養靠科學的訓練，其它學習方法和學習能力，如閱讀方法和閱讀能力、觀察方法和觀察能力、思維方法和思維能力、想象方法和想象能力等的培養和掌握，都離不開嚴格、科學的心理訓練和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

　　教學，包括教與學兩個方面，研究教學法，須研究“教法”，也須研究“學法”，還要研究“學法”與“教法”的關系，并將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然而由于對學法的重要性尚欠充分認識，所以，長期以來教學研究一直是教法研究多，學法研究少；孤立地研究教法或學法多，將二者結合起來研究少，師范院校的教學法課，講授教法多，涉及學法少；各級各類學校中，教師注重自己的教法多，注重學生的學法指導少。要改變這些狀況，提高教學質量，培養未來社會所需人才，須大力宣傳學法研究及學法指導的重要性，大力加強學法研究和學法指導。

　　學法研究和學法指導的意義

　　一．重視學法研究和學法指導，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教學觀的要求

　　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歷來十分重視方法的作用，始終把方法是否正確視為事業成敗的重要因素。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就指出：誰蔑視了科學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誰就要受到懲罰；錯誤的方法一旦貫徹到底，就必然要走到與出發點恰恰相反的地方去。［（１）］因此，列寧號召無產階級在革命斗爭和經濟建設中都應“自覺選擇耗費力量最少而能夠提供最大的最持久的結果的手段、方式和方法”［（２）］毛澤東通俗、形象地指出了方法的重要性：“在這里，工作方法的問題，就嚴重地擺在我們面前。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和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３）］人們辦事之所以能“事半功倍”，花的力氣少而取得的成效大，就在于方法的正確，而“事倍功半”的原因則虧于方法的笨拙。“一著不慎，滿盤皆輸”，“著”就含有方法。縱觀古今中外，事無巨細，其成功，都包含著或主要是方法的成功；其失敗，都包含著或大部分在于方法的失敗。禹和鯀治水的成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為方法如此重要，所以古今中外都十分重視“謀士”、“參謀”、“智囊”的作用，十分重視方法的研究。教學工作，不但要明確提出教學任務，而且要善于提出完成教學任務的方法；不但要善于提出完成“教”的任務和方法（相對來說，這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績），而且要善于向學生提出完成“學”的任務的方法，即善于對學生進行學習方法的指導。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動力在于事物自身的矛盾運動，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外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條件，內因、外因缺一不可，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學習的過程，本質上是解決認識主體與認識的客體之間的矛盾的過程。在校學生的學習，其特點是在教師指導下，在學習知識的基礎上發展自己認識知識、創新知識的能力。在教學過程中，如果作為發展變化主體的學生態度消極、被動－－不想學、不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不充分運用或者不能以正確的方法運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等，特別是不能或不想動腦，去認識教師的所教，那么，即使教師“教”得再好，也不能促進學生知識、能力的發展。反之，如果學生在學習中積極、主動，并能掌握和運用正確的學習方法學習，那么，即使教師教得“差”一些，甚至沒有教師教，他們也可通過自學獲得一定的知識和能力。這樣講，絕非否定或淡化教師的“教”，因為青少年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正確的學習方法的掌握和運用，良好的學習習慣的養成，都得靠教師的啟發、引導和培養，一些陌生的、艱深的知識更需要教師的指點和開導。但是，對于任何學生，教師的“教”只是學生學好的條件，只有通過學生的“學”才能發揮作用。因此，“教”須研究“學”，研究“學”的規律，進而使“教”符合學生認識發展的規律，促使學生“學”好。

　　唯物辯證法還認為，內因和外因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在教學活動中，教師的教是外因，但是教師的“教”，如某知識、某方法，一旦為學生所接受、所分解、所吸收，即可轉化成學生的素質，“教”的外因就可轉化成學生進一步發展變化的內因。強調學法研究、學法指導，就在于既充分肯定學生作為內因的作用，也充分肯定教師作為外因的作用。

　　二．重視學法研究和學法指導，是堅持“三個面向”的需要

　　鄧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要面向世界，要面向未來。“三個面向”的實質，是要求教育要培養出適應當今社會及未來世界發展的人才。要實現這一目標，首先須對現代社會及未來社會的特點及其對人才素質的要求有所了解。

　　現代社會和未來社會有許多特點，突出特點之一是新知識、新信息成幾何級數加速發展，科學技術知識的更新和老化周期日益縮短。國外有人估計，６０年代以來，科學技術的新發現、新發明比過去兩千多年的總和還要多。現在世界每年發表的含有新觀點、新知識的科學論文約５００萬篇，平均每天發表１萬多篇，每天有１千多項專利問世；知識陳舊周期已從本世紀初的５０年縮短到１５年，有些學科縮短到５～１０年。今后，這種趨勢只會更加突出。

　　在現代和未來社會里，人們就業的靈活性、廣泛性、多變性也日趨突出，以一單位、一職業、一工種了結終身的現象將逐步改變。美國高質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組指出：“數據表明今天的工人在他４０歲以前往往會改變五次工作，在退休前還可能改變三次職業。”［（４）］科技的發展、個人職業的多變，決定了個人所受教育須打破學制界限，每個人都要接受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是以自學為主，以自學者的需要為前提的一種主動性的活動，這又決定了學生在校時必須學會自學，能夠自學。日本經濟學家松田米津在《信息社會》中說，電腦輔助教育普及后，學生自學系統將成為主要形式，現在的“教師講，學生聽”的教學模式將根本改變。

　　早在１９７２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展委員會的一份報告就指出：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教育不應該較多地致力于傳遞知識和儲存知識（盡管我們要留心不要過分夸大這一點），而應該努力尋求獲得知識的方法，學會如何學習。”１９８９年，該組織在我國召開的“面向世紀教育國際研討會”，又提出“發展一種世紀的、新的學習觀”，“學習越來越應當成為學習者主動和學習者推動的過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委員會在《學會生存》一書中說：“我們應該從根本上重新評估師生關系這個傳統教育大廈的基石。”教科文組織一位負責人則預言，將來的文盲不再是不識字的人，而是不會學習的人。在上海召開的全國第四次教育整體改革實驗研究會上，與會者也一致認為，培養學生掌握鑰匙，運用工具，學會自己學習，是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現代社會和未來社會的人，必須是具有強烈自學意識和自學能力，掌握正確、高效學習方法的人。我們的教育要堅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指導思想，要避免培養出的是未來社會的文盲或半文盲，就須重視學法研究和學法指導，必須著力培養學生的自學意識和自學能力。

　　三．重視學法研究和學法指導是當今世界各國教改的主要內容

　　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的教學改革，皆由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所引發，教改的內容及方向，也由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所決定。教改的目的在于更快更切實地培養出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

　　現代社會里的人們越來越面臨著人生有限、學海無涯，學制有限、學習無垠，教師所教有限、學生需要學的東西無限的嚴峻的挑戰。本世紀初以來，一些具有遠見的教育家、心理學家及其他人士，就提出了新的教學觀，就十分強調學法研究及學法指導。在這方面，最早要數我國教育家葉圣陶。他明確提出：“教師教任何功課（不限于教語文），‘講’都是為了用不著‘講’，換個說法，‘教’都是為了達到用不著‘教’。怎樣叫用不著‘講’，用不著‘教’？學生入了門了，上了路了，他們能在繁復的事事物物之間自己探索，獨立實踐，解決問題了，豈不是就用不著給‘講’給‘教’了？”為達此目的，“務必啟發學生的能動性，引導他們去探索。”［（５）］我國另一位教育家陶行知也說：“我認為好的先生不是教書，不是教學生，乃是教學生學。教學生學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教和學聯絡起來，一方面要先生負指導的責任，一方面要學生負學習的責任。對于一個問題，不是要先生拿現成的解決方法來傳授學生，乃是可把這個解決方法如何找來的手續程序安排妥當，指導他，使他以最短的時間，經過相類的經驗，發生相類的理想，自己將這個方法找出來，并且能夠利用這種經驗理想來找別的方法，解決別的問題。”［（６）］國外一些教育家也提出了許多類似觀點。如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認為：學生如果“不能籌劃他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自然不是同教師、同學隔絕，而是和他們合作進行），自己尋找出路、他就學不到什么；即使他能背出一些正確的答案，百分之百的正確，他還是學不到什么。”美國另一位教育家布魯姆則指出，教師只有在學生掌握了正確的學習方法，有了自學能力時，才算完成任務。［（７）］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針對學生是被動地接受知識的“容器理論”和填鴨式的教學方法提出：“學習不是機械地把知識從教師的腦袋里移植到兒童腦袋里的，它是一種復雜的精神關系。”前蘇聯科學院院長馬爾丘克在回答“學校應教會學生的主要東西是什么”時，明確回答：“教會學生思考，善于自學。”［（８）］從５０年代起，蘇聯的一些教育家就開始批判教師只顧教，看不見兒童的教育學，就開始強調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其中，達尼洛夫及斯卡特金的意見尤為引人注目。他們在《中學教學論》中談到，教學過程似乎是由教師的活動決定的，但這是一種錯誤的見解。實踐證明，學生在自己的積極認識活動中掌握知識較之簡單接受的知識有更大價值。只有在教師領導下的由教師和學生的共同活動所構成的教學，才是最有效的教學。［（９）］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日本中央教育會提出，把培養學生的自我教育能力作為教育改革的重點，而自我教育能力的重點又是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意志、態度、方法和能力。接著，該會又在１９８６年提出，今后的學習活動應當擺脫以往的考慮方式，要努力培養學生按照自己的意愿，根據需要，自由地選擇適合于自己的手段和方法進行學習的努力。

　　隨著心理科學的發展，許多心理學家從心理學的角度對教與學的關系作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旨在培養學生學習能力、幫助學生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的新觀點和完整的教學方法，為學法研究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如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布魯納提出的“結構－－發現”教學體系及他竭力推行的“發現教學法”，都是要求教師教學生通過自己的“探究－－發現”這一途徑，形成自己的認識結構，給學生開辟出一條學習遷移的康莊大道，使其在獲得知識的過程中學會學習，提高自學能力。他說，“適當的學習能造成大量的遷移，……在最適宜條件下，恰當的學習可以使人學會怎樣去學習。”［（１０］布魯納還認為，教會學生自己發現問題，能夠引起學生的“興奮感”，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因此，教師的教學是“引導學生自己去發現”，“靠兒童自己引出知識”。［（１１）］

　　為了把培養學生自學能力落實到教學活動之中，美國從小學到研究生院，各級各類學校幾乎都制訂了學生“獨立學習計劃”。這類計劃要求教師注重鼓勵學生自己尋找知識，培養學生獲取知識的技能，重視學生對學習自我負責、自我控制。當今歐美流行的一些創造性教學模式，如威廉姆斯教學模式、吉爾福特教學模式、帕尼斯教學模式、泰勒教學模式，等等，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鼓勵學生自己“發現問題”，學會創造性地學習。［（１２）］我國上海育才中學的“八字教學法”、錢夢龍的“三主”“四式”語文導讀法，魏金生的“六步專教育法”，以及筆者的“七環節教學法”［（１３）］等等，共同的出發點都在于引導學生自學，幫助學生“學會學習”。

　　四．注重學法研究和學法指導，是全面繼承和發揚我國優秀傳統教育的需要

　　我國的傳統教育有精華也有糟粕。階級社會里，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剝削階級利益及其統治地位的忠實維護者，因此，教學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求學生牢記封建統治階級制訂的教條。于是，教師講教條，學生學教條、背教條，考試考教條的以要求學生進行機械識記為主的教學模式便應運而生。“《文選爛》，秀才半”，“半部《論語》治天下”等說法，概括了封建教育的教育目的、教育內容與教學方法。據此，有人概言，我國傳統的教學方法就是“滿堂灌”和“填鴨式”。

　　誠然，我國教育的教學方法是以“滿堂灌”和“填鴨式”為主，但它不是傳統教學方法的全部。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始終存在著“填鴨式”與“反填鴨式”的兩種教學思想和教學方法的斗爭。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偉大的教育家孔丘就認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殆”，就提倡教師要用啟發式進行教學，學生要把學習與思考結合起來，要勇于獨立思考和大膽思考。產生于戰國時期的我國第一本，也是世界第一本從理論上總結了教學和教育規律的專備《學記》則進一步明確提出在教育活動中要“教學相長”，教師要“道（導）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要啟發學生積極思維，要教給學生思考和學習的方法，留給學生思考和自學的余地。宋代教育家朱熹指出：讀書是自己讀書，為學是自己為學，不能只待別人理會，安放在自己口里。類似的主張，言論還很多，諸如“授之以魚，不如授以漁”，“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如以水投石，不納也”……以上可見，我國傳統的教學思想和教學模式并非一概為“填鴨式”，也有注重啟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注重教給學生正確的學習方法，提倡“授之以漁”等等不少精華，只是由于歷史原因而未成氣候，未成主流。對我國的傳統教育一分為二，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古為今用，是我們應采取的正確態度。

　　當然，時代變遷，教學思想、教學方法也會有所變化。我們今天所說的“啟發”與孔子的“啟發”，我們今天所要“授”的“漁”與古人所要“授”的“漁”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

　　五．注重學法研究和學法指導，是大面積提高教學質量的需要

　　美國教育家，“掌握學習法”的創始人布魯姆認為，學習成績兩頭小、中間大的正態分布其實是不正常的，正常的狀態應是大多數學生成績好，成倒寶塔形。布魯姆還認為，造成兩頭小、中間大的原因在于未給學生提供適當的學習條件，如果能為學生提供適當的學習條件，包括提供正確的學習方法，大多數學生都可獲得優良的學習成績。基于這樣的觀點，他提出了“掌握學習法”，其核心是幫助學生“掌握學習策略”。他堅信只要學生掌握了正確的學習策略，教學就可大面積豐收。［（１４）］有人還提出這樣的觀點：學習成績不是學習時間的函數，而是學習態度加學習方法的函數。同一班級的同一教師、同一方法所教的學生，為何成績有很大差異，原因固然很多，重要的一條就是學生所采用的學習方法不同。據筆者調查，一些中小學生學生差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學習積極性不高，一是學習方法不當。其中，前者中學生占６２％，小學生占５４％；后者，中學生占３６％，小學生占３２％。二者皆有的，中學生占３１％，小學生占２８％。學習優秀者，８７％的中小學生都既有較高的學習積極性，又有較好的學習方法，完全靠汗水加時間取得好成績的不到１０％。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學生馮××曾感慨頗深地說：“我的數學成績好，就是因為我讀了華羅庚的《給青年數學家》，并按照書中的學習方法進行學習的結果。”

　　學校應該而且可以響亮地提出“向方法要質量，向方法要效率”這類口號。對此，我國一些學校，如西安交通大學、北京四中等，已先走了一步，它們都開設了“學習方法課”，北京市教育局還將北京四中校長龔正行主編的“學習方法”講義正式出版，于全市推廣。先行者的實踐已經證明，加強學法研究和學法指導，是大面積提高教學質量的成功經驗。

　　以多學科理論為基礎，多角度、多層次進行學法研究和學法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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