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問題：管理工作老大“難”

　　3-6歲幼兒身體各器官和系統尚未發育完善，比較嬌嫩柔弱，抵抗力差，易受損傷。多種多樣、大大小小、磕磕碰碰的事時有發生。《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中明確指出，“學校行為并無不當的，不承擔事故責任”。民法通則也規定，未成年人的監護權不因其空間的變遷而轉移，學生在校內發生傷害事故，其責任要根據過錯責任原則來確定。可是事實上不管責任在誰，只要家長追究責任，幼兒園就得負責。不管怎么說是在幼兒園出的事，鬧大了對幼兒園聲譽也有影響，所以最后一般都是由幼兒園出錢“息事”。長此以往，“安全”、“不出事”就成了園長工作的底線。事故發生后，園長常常是“耐著性子做事”、“夾著尾巴做人”。

　　家長干預：園長左右為“難”

　　當代的年輕家長，特別是獨生子女家長，在家庭教育理念上并不缺乏，有的甚至講得頭頭是道，但在對孩子的具體教育上卻明顯底氣不足。于是乎，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幼兒園。有的說“幼兒園要以開發智力為主體，要多做游戲，不要做作業”，另一個卻說“只要孩子學得會的，就應該教”；有的說“幼兒園要進行雙語教育”；有的說“應該學拼音”；還有的說“要讓每個孩子都學鋼琴”；更有的說“珠心算對孩子的智力開發有好處，不能不學”。對于每周的食譜，家長的干預聲也不斷：“小孩子嗎，當然天天要有肉。”“吃肉熱量太高了，孩子會發胖，還是多吃魚。”“綠豆芽要少吃，孩子嚼不碎。”“大白菜不要吃，我孩子不喜歡吃”……家長個個是“上帝”，“上帝”的話就是“金口玉言”，可這么多“上帝”，眾口難調，聽誰的呢?園長只是硬著頭皮向前，有時就裹足不前了。

　　性質尷尬：園長舒顏“難”

　　《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提出：“幼兒園教育是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法》又規定：“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因此，幼兒園成了典型的非義務教育。政府重視程度大打折扣，一般行政部門無專人分管，政策條文很少有專項下達，只是“參照中小學執行”。諸如：人員性質、編制配備、經費管理、評優晉升等等。幼兒園肩負保育和教育的雙重任務，孩子的吃喝拉撒，事無巨細都要科學規范。可在實際配置時，同樣規模的小學要配正副校長、教導、總務、會計等，可幼兒園充其量配2-3個園長。園里行政人員職數不足，造成分工不明確，責任不清晰，常是“校長兼校工，上課又打鐘”。最嚴重的是保育員人數遠遠不夠，造成教師很多精力用在保育事務上，最后是“駝子跌跟頭——兩頭不著實”。

　　一些與中小學教育有明顯區別的方面得不到落實，比如，學生在校時間，小學有明文規定：“小學生每天在校時間不得超過六小時”，一些教育行政部門卻同時規定“幼兒園在園時間不得少于六小時”，筆者至今沒有看到這樣的文件。

　　多重領導：大事小事都變“難”

　　《幼兒園管理條例》規定，“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和各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的原則”。因此，各級教育行政機關是主管部門，實際隸屬于各鄉鎮人民政府，直屬鄉鎮教育辦公室，園內的家長學校歸婦聯管，衛生保健屬婦幼保健所或鎮衛生所，具體的還得聽財管所、中心校等等，造成婆婆多，事情無人管，功勞人人搶。常常是有了好事個個到場，有了問題無人問津，有了責任個個推卸。開展一些活動時，各方面的領導要求不同，弄得園長們六神無主，暈頭轉向。曾有一幼兒園上級來了兩位領導進行一般性的業務調查，“吃便飯”時，鎮領導、主管、分管、財管、婦聯、中心校等竟有16個人陪同。光是為了等齊了吃飯就用了一個小時，可想而知平時要決定一些事情，解決一些問題，園長得浪費多少時間，枉走多少路程了。

　　責權分離：放手工作“難”

　　據了解，除了整體轉讓的幼兒園，只有極少一部分幼兒園的園長是法人代表。因此，園長們都成了上傳下達的中間人，有責無權。有些事“你怎么不匯報?”有些事“這是幼兒園的事，你是園長，是第一責任人，告訴我干什么！”只有做事的義務，沒有相應的權利。事實上更多的園長沒有決策權、人事權、經濟權，指揮權也危在旦夕。有一個園長這樣說：“往幼兒園塞人這樣的好事由領導做，園長只能接受，可末位淘汰，決定待崗等當然是園長來干。因此園長們難說話，難工作，難樹威，難做人，就更甭想創造性地發揮自己和他人的作用了。

　　隊伍復雜：一園多制“難”

　　綜觀現行幼兒教育中，人數不多，種類不少。有全民全撥款的，有全民性質但差額撥款的；有全民事業單位性質的，有工人性質的；有正式的，有臨時的；臨時中還有長期和短期之分，工資差別也很大，被動地形成“一園多制”。特別是不少教職工，性質不穩，待遇不高，長工資沒有指望，評職稱沒有資格，全然沒有積極性，沒有盼頭。有的連最起碼的生活保障都談不上，憑什么還愿意死心塌地地為園分憂呢？一些鄉鎮中心幼兒園連一個“鐵飯碗”的正規畢業生都沒有，這種經濟基礎很難打造出積極上進、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的教師隊伍。不少教師流露出：“上公開課怎么樣？搞教育科研又怎么樣？能當飯吃？還不是400元(很多教師還達不到)。”也因為工資整體偏低，檔距難拉開，造成干好干壞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的局面。

　　成本收費：園長進退兩“難”

　　一方面，各級各類的驗收、考核、評比標準對幼兒園班額數有明文的限制，大多數園長也心知肚明，只有按標準招生編班才能真正做到既面向全體，“促進每個幼兒在不同水平上得到發展”，又能關注個體差異，因材施教。另一方面，各種經費開支，不得不讓園長考慮多收孩子，減少成本。一位知名園的園長說：“我們收38個孩子，只要保證不被‘一票否決’就成，驗收時班額這一項就不想拿分了”。其他有一些幼兒園就更不用說了，有些地方多達六十幾，甚至七十幾個孩子擠在一個教室里上課，加上教師配備不足，造成嚴重的惡性循環。一些民營幼兒園更是精打細算，真能在豆腐里算出骨頭來，對環境、用品的投資就可想而知了。其實，只要求各級各類幼兒園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運作就行，政府只要監督就行了。

　　各種驗收：為課題犯了“難”

　　各種驗收標準中都有“教育科研”、“課題研究”的內容，并占有較大的分值比例。而現實中，班子里沒有專抓科研的“種子”，教師里沒有擅長科研的“苗子”，大多數疲于奔命，正常教學還顧及不周，達不到搞教科研的基本條件。可為了迎接驗收等，園長也只能趕鴨子上架，申報課題一哄而上，過程流于形式，結果毫無意義。

　　綜上所述，園長們成了“帶著腳鐐的跳舞者”，不少園長愁腸百結，心力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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