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現象，‘超生新貴’的數目遠遠比不上‘超生游擊隊’，但其負面影響卻遠遠大于后者。”國家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委員曹景椿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曹景椿曾以沈陽為基地，對富人的超生現象進行了實地調研，并率先提出了要嚴懲包括富人在內的特權階層的違法生育行為。

　　他指出，富人超生的行為有五大特點：隱蔽深、躲藏快、手段高、查處難、代價大。

　　隱蔽深是因為富人居住在深宅大院或豪宅，一般的孕情查訪，根本查不到他們；另外，他們利用高科技手段也不易覺察。他們利用經濟實力，可以不斷地買房賣房，躲避計生工作者。

　　此外，一些人為了多生孩子并逃避法律的制裁，給超生套上了合法的外衣。如近年來，有的采取和境外人士結婚或自己獲得外籍，有的給妻子辦了多國護照，在國外生育以逃避國內嚴管。這些人還想方設法鉆政策的空子。實現所謂不違法的“超生”。

　　曹景椿認為，目前，富人階層的違法生育已成為很多城市基層計劃生育工作的難點。

　　據他的初步分析估算，僅遼寧省的富人階層就有近300萬，占總人口的7.1%，占城市人口的11.6%。通過第五次人口普查，沈陽市富人階層的違法生育在2000年以前，發現和查處共76例。據不完全統計，2002年在全市共查處富人階層違法生育16例，2003年10例，2004年16例。3年累計42例，是過去十多年累積的55.3%。反映出數量增加、范圍擴大、情況更復雜的趨勢。

　　“富人階層的違法生育雖是少數，但影響極壞。”一旦超生成為富人階層的特權，必將給普通人帶來公平感的喪失和情感上的傾斜。

　　曹景椿認為，違法生育者繳納“社會撫養費”，是控制違法生育的一種手段，不是目的，絕不意味著有錢就可以多生。社會撫養費的實質是因違法生育侵犯了國家和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而受到的經濟和道義上的懲罰，它只承擔了部分社會和經濟責任。

　　“社會撫養費的征收，對計劃外生育是一種處罰，但孩子是無罪的。雖然目前少數富人的超生不會對整體的人口控制產生太大影響，但會破壞社會整體公正，加大貧富差距拉開后的社會矛盾，使人們對計劃生育的合理性產生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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